而只要得到了这才财阀的支持，远方集团在南鲜不说横着走，那太夸张了，但起码没人会跳出来为难他们了，其他财阀不会，南鲜政府更是无能为力。
真的是无能为力。
说南鲜是财阀控制的国家，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谈啊。
南鲜财阀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Chaebol”，由韩文直接音译而来，意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宗族”。南鲜经济命脉掌控在几大财阀手中，以三星为代表，不少人直接把南鲜称为“三星共和国”，说南鲜人一生难逃三件事，“死亡、交税和三星”。而从李秉喆创立三星之始，到儿子李健熙，再到孙子李在镕，三星的三代人都触过刑，但“运气”也都特别好。在这个国家，“政商一体”的传统和黑幕重重的台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
回顾南鲜经济崛起的“汉江奇迹”，财阀功不可没，同时它们攫取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多数利润。尽管难以根治的“财阀病”令南鲜人十分头疼和恼怒，但南鲜经济发展一时之间仍无法从财阀体制中抽身走出。在南鲜经济无法摆脱“财阀经济”为基础的当下，南鲜政府的头等任务显然是提振经济发展，对财阀的治理虽然不宜缓，但更不宜猛。否则，难以承受之重的致命打击，将令南鲜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在南鲜，大大小小企业的所有者一家对自己的佣工或一般市民作威作福的事件经常发生。
比如大韩航空的韩进集团会长夫人李明姬曾对建筑工人又推又骂，被警方问话。而她的二女儿赵显旼，曾是“泼水门”事件当事人，在一次会议上辱骂广告代理商，朝人家脸上泼水，嚣张至极。种种事件的发生让南鲜国民至今对财阀家族并没有什么好感。不过，大部分南鲜人都承认，财阀是经济开发时代的产物。南鲜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不得不选择了以财阀经济为中心的这条路。
这话，可能有人不认可，比如说华夏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两国的差别也太明显了，华夏文化底蕴深厚，地广人多，资源充沛，完全不是南鲜能比的。加上南鲜地处半岛绝地，北面是老冤家北朝，又夹杂在华夏和米国两大巨头中间，它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自主权，总是要被一方操控的，只看哪一方更加强大罢了。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曾发动军事政变，夺得了南鲜的最高权力。他上台之初，也曾经试图对垄断经济的财阀进行打击，甚至采用没收财产的办法。理由是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与前政府的勾结非法攫取的。彼时，南鲜经济处在“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计其数的小企业面前显得十分乏力，而财阀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最后他不得已释放了90%以上的企业家，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政府合作。
那些顺从政府、忠实执行政府政策的财阀，往往能够获得极其优惠的金融贷款和财政补贴。
而在有些产业，一旦获得生产许可证，则几乎形成市场垄断。此后，政府、财阀、银行三者之间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合体，甚至被形容为“魔鬼三角”，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根据南鲜金融监督院的数据，1989年南鲜前5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上升为60%以上，前30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更是高达95%。
在南鲜从积弱积贫迈向成长繁荣、创造“汉江奇迹”的过程中，政府与财阀之间形成一种“荣辱与共，同进同退”的非典型“互助”关系。朴正熙时代的南鲜政府和财阀的关系基本属于国家主导财阀的形态，国家虽然扶植财阀但也能规制财阀。1987年以后南鲜的民选政府开始渐渐被财阀所左右，则出现“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现象，属于财阀主导国家的形态。
其中，国家的权力因为金钱选举和三权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国家元首成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南鲜政府对财阀企业的态度在规制和合作之间左右摇摆，可以看作是财阀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形态，强调国家权力干预与市场适应的有机衔接。不过，就本质来说，这种特殊的“互助”关系其实就是变种的“官商勾结”模式，由此为南鲜等一些国家埋下了“巨商富、官员腐”“财阀独大、家国式微”的祸根。
各大财阀在国家迈向民主化阶段时实现了华丽转身，其摇身一变从听命于威权政府指令的弱势群体一跃成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令民主政府式微的关键一方，诸如“三星帝国”等说法不胫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当国家经济蜕变为“财阀经济”后，政府力量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无法展现出来。
南鲜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或者说贫困化现象主要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危机爆发后，南鲜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快速上升，这些失业者被迫进入低收入服务行业或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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